不久前，京津冀地区经历了“寂静岭”式的雾霾围城，PM2.5严重爆表。短暂“蓝天”后，雾霾今天再度来袭。燃煤污染一直被视为雾霾的最大“元凶”。雾霾治理不好，有人怪清洁煤推广难。为什么会出现推广难?而且，光烧清洁煤就够了吗?

“成也煤炭，败也煤炭”，这句话是中国的真实写照：我国依赖煤炭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却牺牲了环境。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比重接近70%，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左右的平均值。这个数字直接造成了如今“难缠”的雾霾问题。

去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报告称，约6成的PM2.5由煤炭直接燃烧产生。其中工业过程和民用源是贡献最大的污染源，排放量占比接近60%。而煤炭散烧是最为突出的问题。我国的煤炭集中利用度低，世界平均煤炭集中利用度是60%左右，欧美日等能达到90%以上，而我国煤炭集中利用度不到50%。工业锅炉、家庭取暖、餐饮用煤等“散煤”的煤炭消耗量占全国的20%。煤炭散烧很难统一管理，“散煤”的使用者用着价格低廉，但却污染严重的“烟煤”，且不会装任何环保设施，相当于污染直排。

相比散用劣质煤，清洁煤不仅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还能提高煤炭利用效率，节煤率在20%以上。但其推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以河北省为例，该省推广清洁煤已有两年，但却成绩惨淡。据财新网的报道，河北全省2014年的型煤(洁净型煤，也称型煤，是清洁煤的一种)推广任务为200万吨，实际完成52万吨，仅完成目标任务的四分之一。今年河北省仍“咬牙”将任务目标定为700万吨，虽然这看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部分人只看结果，将清洁煤推广难的矛头指向农民不配合。这样的分析常见诸报道：农民认为相比型煤，劣质“散煤”性价比更高，不仅便宜，而且燃烧效果更好。不可否认，农民确有对成本的考虑，但清洁煤接受度低，制度障碍也是“推手”。如上图所示，洁净煤的生产、市场推广、使用、补贴发放等涉及多个部门。多头管理造成两个后果：

一是各部门“打架”，导致清洁煤推广做无用功。二是不能环环相扣，致使清洁煤生产企业生存艰难。对供热企业来说，首要考虑的是成本。一方面，守法成本高。如果要严格执行“限煤令”，企业不仅要更新设备;还要高价购买优质煤。没有甜头可吃，企业就会“阴奉阳违”。另一方面，违法成本低，也让企业“放心”违规。集中检查能够发现问题，但平时地方政府却对违规环境污染现状却视而不见。一来是因为型煤供应能力建设还不足，出于社会稳定考虑，政府不可能一下子命令禁止劣质煤的销售，二来是，新环保法虽然提高了中国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但实施仍会面临困境，一个供热企业涉及到多头管理，环保部门有牙齿却承担不起环保责任。

2015年初，自然保护协会发布《煤炭消费减量化和清洁利用国际经验》报告，报告选取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四个典型国家作为案例，介绍四国煤炭消费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采取的措施，为中国煤炭消费控制提供经验。整体上看，四国的煤炭消费发展有三个特点：一、从单纯依靠煤炭，到发展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二、从各行业分散用煤、消费量增加，到煤炭集中利用度提到，再到发展替代能源，逐步减量化。三、在减量完成后，发展清洁技术，逐步实现低碳、零碳、负碳的技术升级之路。因此，对中国来说，煤炭“减量化”和“集中化”利用才是重点。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认为，“散煤”因其难以集中治理导致单位燃煤治理成本高，应是“以气代煤”的重点。但现实中，火热上马的“煤改气”项目，改造对象却从“散煤”转移到了“大电厂”。比如北京定的目标是，到2017年，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面关停燃煤电厂;天津定的目标是，2015年60%烧煤的发电厂要达到烧燃气的标准;河北省也定下了淘汰燃煤锅炉，提高天然气供应的目标。但已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却受到诸多质疑，被指环境效益不明显，投资成本却过高，而且还面临着天然气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热电厂“煤改气”项目是地方政府“目标驱动”下的投机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指出，由于国家制定了煤炭“减量”目标，压“散煤”难度很大，但压大企业用煤相对容易，于是一些地方制定减排政策“避重就轻”，将宝贵的天然气资源用在可通过煤炭清洁技术有效减排的地方。 清洁煤推广作为暂时性的过渡政策，能够缓解雾霾问题。但现实中推广却面临阻碍重重。与其纠缠“无效”之事，不如放长眼光，分阶段制定计划，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煤炭的“减量化”和“集中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