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可能居于首位。大体上，我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二是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三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

上述“四难”当然会增加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但这并不是影响我国能源转型正确推进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际操作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的倾向。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简单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但实际上，巨额补贴已成为政府难以承受之重。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大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位置、资源利用的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

简而言之，能源转型通常表现为一次能源主导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如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但是，“新”能源份额的提升只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浅层表现，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的自然结果。对一个国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正确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能源转型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从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出发，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很多国家当前正在推进的能源转型：

首先，能源转型绝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说，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

其次，每次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随着石油逐步替代煤炭，石油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崛起，部分煤炭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倒闭。随着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替代的深入，可再生能源企业与化石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正确把握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或者受到“旧能源”集团的游说，有可能会出台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

最后，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与足够重视。从能源转型的历史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当前的能源转型，主要内容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相比，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均更胜一筹。

从长期性看，作为替代能源主力军的可再生能源，无论是能量密度还是利用成本，与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相比均无优势。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对此，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